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在深山里。我们家底子薄，虽然父母勤劳，不惜力气，也常为温饱而发愁。然而对生活的艰涩，我并没有太多的记忆。一是年龄小，二是有一个经常对我说：“现在多好，当年……”的祖母。

　　那时候，我们家常吃的是红薯干、小米饭、玉米粥、老酸菜。我父亲讨厌吃酸菜，因为他在读初中的时候，天天吃酸菜，烦了。我跟母亲讨厌吃玉米面饼子。祖母看着我们厌弃食物，就说：“你看现在多好，当年……”我父亲听到祖母说这话，就会象征性的夹几筷子酸菜，我和母亲会掰半块饼子塞下去。当时的幸福梦想就是祖母蒸了一锅“两掺面”的馒头，炖了一锅白菜粉条豆腐。

　　我背着四条腿的板凳、小石板，坐在洋灰板搭成的课桌旁，成了一名小学生。我知道了两句话“改革开放”、“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”。我祖母唠叨：“我不求怎么改革，什么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我只求有个电池灯就好了。”那时，回家做家庭作业，我父亲就会用一个废墨水瓶，为我做一盏煤油灯。学校的教室里，我在煤油灯下读语文，做算术，常常被熏得满鼻孔都是黑，有时候还会被烧了头发。曾有一年夏天，后排座位上的煤油灯烧着了我的衣服，后背至今还留有灼烧的疤痕。我的祖母和母亲在家里的床头上，另一盏煤油灯下赶制一家人新年的棉衣。电池灯，是我们家所有人的盼望。后来我们家真有了一台电池灯，没有黑烟，很亮堂。不过，这台电池灯只用了一段时间就被放到墙角的洋灰瓮上了。原因是父亲买不到更换的电池。

　　少时，我一年只有一身新衣服。这衣服不分季节的穿。夏天做单衣，春秋冬做外套。因为常年不下身，新衣服没几天就成了旧衣服，洗得发白，打着补丁。我并不觉得穿打补丁的衣服有多么寒碜。因为所有伙伴的衣服都打着补丁。我读三年级那年，刚刚结婚的姑姑给我买了一块黑格子的确良布，请裁缝为我做了一件衬衣，我幸福了五年。这件衬衣第一年特大，第二年大，第三年正合适，第四年有些小，第五年凑合着穿。我祖母说：“看现在多好，夏有夏的，冬有冬的。”那时，两掺面的馒头已经成了主食，我的确幸福的很。然而，我心里依旧憧憬着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日子。

　　我读初中之后，家里已经用上了电灯，只是停电是经常的事。因停电不能完成晚自习，结伴回家。穿越空旷的原野，锁住我们目光的是西南方向一中的灯火。我们知道，一中是市直属学校，有发电机。学生们可以日日在通明的电灯下学习。不像我们，总担心一下子停电被甩进黑暗中，演算正得意的数学题不得不停下，读的正入神的文字不得不打断。此时，我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涩。已经有一种意识开始羡慕城里人的生活。因为城里人已经享尽改革红利，过上了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日子。在我，在所有伙伴，并不清楚城乡差距是经济发展先进与落后的结果。我们单纯的认为，我们不如城里人生活好，是因为我们住在乡下，是地域的区别。我们从祖辈、父辈，接收到的信息，读书考学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我的祖母依旧在说：“现在多好，当年……”

　　毕业工作，我留在市区，住在市中心的商品房小区，过上了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日子。我的祖母、父母、姑姑坐了坐我的席梦思床垫、靠了靠我的上海式沙发，高兴地合不拢嘴。父母和姑姑都有了祖母的口气：“现在多好，当年……”

　　我省吃俭用，为祖母买了我们家第一件羽绒服，为父亲买了我们家第一件皮衣，为母亲买了我们家第一件妮子大衣，为姑姑添置了一件时兴的唐装。我成了连接城乡的纽带，我的几位老人因我而越发具备城里人的元素。那些年，很少有人再说“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”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、“中国梦”。

　　我那位喜欢看新闻的儿子经常问：“我们家是不是小康？”我总是懒懒的回答他：“是，我们家是小康。”我这一成不变的答案，渐渐儿子产生怀疑。她开始把问题转向他的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。问题有了变换：“姥姥，我们家是不是万元户？”“爷爷，万元户了是不是就实现‘中国梦’了。”我祖母总是对这个缠着她一口一个老太的重孙不厌其烦：“我的梦想呀，就是不愁吃穿，不愁花销，我们家早就小康了。”

　　祖母这种当下安然，知足常乐的态度对我们每个人都深有影响。祖母生了四个孩子，两孩子死在了她的怀里。只留下我的父亲和姑姑。祖母二十九岁，父亲九岁，姑姑三岁时，我的祖父患了胃炎，喝了几副汤药之后去世。我祖母常说：“那时候要是有消炎的针，打一针就能好。”我父亲是1950年出生的，国运家难，祖母咬牙把我父亲供读到初中，其中的艰涩无法想象。所以，我们也都坚信“中国梦”就是祖母说的不愁吃穿用度。

　　非典那年，姑姑患了白血病。反复住了几次院之后与世长辞了。父亲趴在床上恸哭，母亲靠着门框一个劲的哽咽，我祖母落了几滴泪，说：“有钱治不了死人的病。”读生物学博士的小弟悄悄地跟我说：“什么死人的病，还是没有钱的缘故。”小弟的话被母亲听到了。自此，母亲开始监督我的开销。非必需品不许买，非不能用的不能换。“省细些吧，我们都老了，保不住哪天三灾两病，总得有个看病的钱吧。”

　　母亲的絮叨让我开始关注什么病要花费多少钱，仿佛随时我得拿钱去医院救我父母亲人的命。有吃有穿，有住有用，有工作有爱好的安然岁月中，晃动着一种不安。这不安像一种暗涌深藏在我平静的日子下面。我感觉，它随时会发狂，搅扰了我日子的安静。我渐渐地发现，这种不安不仅仅存在我的内心。上有老人已日渐羸弱，下有孩子要上学读书的中年人都有我这种不能言说的焦躁。焦躁让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找到祖母的常乐，母亲的安然。什么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成了过往的神话。当年费尽力气走出农村，冲向城市的人，开始抱怨城里的逼仄。休息日往山里走，乡村旅游成为新一轮热潮。彻夜闪烁的琉璃灯，成了夜色的污染。然而任何外在形式上的彰显，都无法稀释人们内心的焦躁。住房、医疗、教育成了中年人不间断的话题。

　　前几年，母亲传来了好消息：“我们有农村养老保险了，我们有新农合了。”

　　近日，母亲又说：“新农合报销可达到百分之八十，还有大病临时救助，最高一年报销可达到八万。乡村振兴战略，这里成了城区的后花园，生态旅游很火爆，我和你爸种点菜、编织点工艺品都能买上好价钱，你不用再节衣缩食为我们存看病的钱了。”心中积聚多年暗涌，渐渐平复。

　　年近百岁的祖母说：“真好，连看病都有人管了。当年……”

　　古稀之年的母亲回应：“您可得好好活着，社会越来越发展，日子越来越好。”

　　儿子问我：“老爸，您说我们家的‘改革红利’是什么样子？”

　　不惑之年的我说：“你老太的梦想是不愁吃穿。你奶奶的梦想是吃饱穿暖，有钱看病。我的梦想是吃好穿好玩好，安静祥和，提高幸福指数。你的梦想呢？”

　　儿子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的梦想，所有的孩子有学上，所有的青年有工作，所有的老人有人养，所有人的内心都安静祥和。我要为之努力！”我为儿子加油。我们曾经为零零后的孩子担忧：缺乏社会责任感，没有公德心。当历史把一代人推向历史的舞台，他们一定能承担起他们应尽的义务！